太湖文化和太湖文化之源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采用“吳文化”的概念來概括吳地的文化，其實這個概念在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上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就時間的維度而言，考古學上的“吳文化”所指的只是春秋戰國時期吳國的文化，它不足以說明吳地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基本上連續的不斷發展演化的文化存在，“吳文化”在這一時間的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它只是吳地文化序列中的一個點；就空間的維度而言，“吳文化”只能囊括長江下游太湖流域這一文化板塊的一個部分，因而無法揭示這一文化板塊的內在聯系，也不足以說明這一文化板塊的共性；而且就名稱而言，也并不能清楚標示這一文化區域的地理特征。鑒于此，我們認為采用“太湖文化”這一概念來指稱本區域文化也許更為恰當。

“太湖文化”這一概念，在時間的維度上，不僅可以包容本區域文化發蒙以來的全部文化進程，而且還可以追溯至更為遙遠的太湖成型之初，因為太湖的歷史比本區域的文化史要更為久遠；在空間的維度上，它完全可以囊括整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而且還可以說明本區域文化的地理特征。

如果我們能夠跳出“吳文化”概念的局限，把視野投向整個華夏大地，站在最新考古學成就的高度，我們就能對本區域文化作出更準確的定位。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正是在總結當代最新考古學成就的基礎上，打破了中華文化為“黃河文化同心圓”的成說，提出了中華文化“六大條塊說”：①以燕山南北地帶為重心的北方（以紅山文化為核心）；②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大汶口文化為核心）；③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仰韶文化為核心）；④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河姆渡、馬家浜、良渚文化為核心）；⑤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大溪文化為核心）；⑥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以石峽文化為核心）。中華文化的發祥不是只有一個“點”，而是有六個“點”，中華文化不是在一個點上發展起來的“同心圓”，而是在六個不同的 “點”上自發生成、發育成長起來，而后有所交流，不斷融合，猶如百川歸海，最終形成氣勢磅礴，豐富多彩的文化大觀。

以蘇先生的觀點來看，我們所說的“太湖文化”正是中華文化六大原發性、原創性文化之一，我們正是要從這樣的高度，以如此寬廣的視野來認識和對待“太湖文化”。具體而言，我們所說的“太湖文化”是指由河姆渡、馬家浜、崧澤、良渚和吳越文化發展而來的，長江下游環太湖流域所創造的發展至今的文化。具體區域包括：蘇、錫、常、滬、杭、嘉、湖、寧、紹等市為核心的吳越地區。這是一個共同的文化整體，應該綜合起來考察研究，才能更加清楚、全面地認識和把握其特征。

這一文化整體是在共同的地理生態中孕育生成，并發育成長起來，他們血脈交融，成為不可分割的有機體。因而太湖流域的地理生態對于“太湖文化”具有重大影響。歷史上，許多學者也大多能意識到地理生態對于文化的影響，例如：《荀子?儒效》稱：“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薄稘h書?地理志》也發現：“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鼻f綽《雞肋篇》則明確指出：“大抵人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樸魯；荊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 而現代學者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仍秉承前說，認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边@些觀點雖然看到了地理生態與其地人文的聯系，但卻并不能說明地理生態究竟是如何影響了人文的面貌及其特征，基本上屬于似是而非的比附。我們今天來考察地理生態對于文化的影響，就必須深一層地揭示出地理生態究竟是如何發生作用，是通過什么途徑來影響和造就一種文化的。

概而言之，我們認為一種特殊的地理生態會培育造就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又會孕育出一種特殊的文化精神以及特殊的文化品格，反過來，這種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又會鞏固、影響和促進這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成長和拓展，而這種發展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又會進一步強化和弘揚這種文化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這是一種良性反饋的辯證運動。一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斷發展的歷史，也就是一種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不斷弘揚的歷史，兩者之間相輔相成不斷建構出文明發展史的華麗篇章。太湖流域的文明發展史就是這樣一種辯證運動的燦爛碩果。只要這種良性反饋的辯證運動的環節不被中斷，太湖文明無論其如何發展，如何消化吸收外來文化，都將繼續保持她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見，在地理生態影響和造就一種文化的主要環節中，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要認識和理解“太湖文化”，首先就要把握太湖流域特殊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點，這是解讀“太湖文化”的秘鑰。

太湖流域最主要的地理生態特征有兩點值得我們特別的重視，一是“水”生態；一是偏于東南沿海的地理位置。

“水”生態決定了太湖流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點。太湖流域原初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對“太湖文化”有重大影響，一為漁獵活動；一為稻作生產；一為水利工程；一為舟船交通；一為聚居生活；一為魚米飲食。下面我們非常簡要地分析一下上述諸多方面對于文化精神的具體影響。

漁獵活動：一般來說，陸地捕獵常�？梢圆捎脟�捕的方式，特別是對于捕獵大型兇猛的動物來說，更需要的是勇敢和力量，當然也需要有智慧；而對于水中漁獵而言，特別是在大海大湖中漁獵，則更需要憑籍智慧，當然也需要勇敢和力量。魚借助大水的保護，更容易躲避人類的獵殺，所以人們更需要通過使用種種機關巧設的工具才能如愿以償。我們在這里強調漁獵更多地需要憑籍智慧，還不在于漁具本身如何地巧妙，如何地體現了人類的聰明才智，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太湖流域先民這一原初生產活動所帶來的導向作用。對于智慧的憑籍和運用，由此而導致對心智的開發和砥礪，以及進而引發的對智力的崇尚，這才是這種生產活動的重大文化意義所在。

稻作生產：太湖流域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從河姆渡、馬家浜、崧澤到良渚文化都大量發現稻作遺存。在距今7000余年的河姆渡第四文化層較大面積范圍內，分布著稻谷、稻殼、秕谷、稻草、莖葉、木屑碎渣等交互混雜的堆積層；在屬于馬家浜文化的吳縣草鞋山遺址和昆山綽墩遺址不僅發現稻谷遺存，而且還發現了距今6000年左右的水田和灌溉系統遺跡�，F代海內外許多學者普遍認為相對于北方旱地粟稷農業而言，南方稻作農業堪稱是一種精細農業，耕作復雜，技術要求高。一般而言，一粒稻米，從播種到收割，要經過幾十個環節，每個環節都不能馬虎，都有技術講究。沒有精耕細作，就不會有豐收�？梢哉f稻作是一種最精細復雜的農藝。漢字的“精”就是從“米”，它的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優質純凈的米，米不僅本身極為精細，而且還是精耕細作培育的精華。由米之精引申出“精華”、“精細”、“精明”等意義，也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稻作農業這種精細的生產方式作為一種最基本，最強有力的文化塑造力量，它把“精細”要素奠定為太湖文化之始元。

魚米飲食：與漁獵和稻作相伴隨的魚米飲食也大不同于面肉飲食，魚米飲食在烹飪制作方面顯然要精細得多。另一方面，魚和米富含蛋白質和氨基酸，由海內外營養學的研究結論可知，人體所需的蛋白質再生產量，決定于人們吸收的必要氨基酸的量。吃稻米里的蛋白質100克，人體就吸收其中88克，而吃面粉里的蛋白質100克，人體只能吸收35克。這是因為面粉缺乏必要的氨基酸所致。而充足的蛋白質的吸收，對于大腦的發育極為有利。近萬年以來的飲食結構也塑造了太湖流域人民身體的特質，為智力開發奠定了卓越的物質基礎。

這以上三個方面作為一種基本的持久的日漸不斷的塑造力量，它開啟了太湖文化“尚智”和“精細”的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在作為太湖文化早期階段的良渚文化和吳越文化中就已經得到了極為強烈和精彩的表現，良渚的玉器和微雕藝術，吳越的寶劍和兵法運用，都無與倫比地呈現出了“尚智”和“精細”文化精神的輝煌。而在其后文化發展過程中這種“尚智”和“精細”的文化精神隨處展現，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陶鑄之功。
再看其余諸方面。

水利工程：太湖流域的發展史也可以說是一部長期與水作頑強斗爭的歷史。從傳說中開鑿泰伯瀆開始，太湖之民在歷代都興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一項水利工程，參與人數動輒數萬、數十萬，這種大規模的組織協調不僅需要強有力的管理，而且也培育了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能力。在一個密集的群居生活集體內，人與人之間相處和睦，不僅需要個性的自律，而且更需要對異己成分的包容。有包容才能團結，才能合作，才能凝聚力量，發揮出最大的效率。并且因為能夠包容異端，所以必然會造成開放的心態；相反封閉的心態，必然不利于溝通，更容易排拒異端，所以包容和開放是互為因果的一體兩面。而水利工程的艱辛和漫長，又會砥礪堅韌不拔的性格。經常性的、長年累月的大型水利工程無疑是一種強大的幾乎不可抗拒的社會力量，它一代又一代地持續作用，不僅改造了河山，也塑造了太湖的文化。

舟船交通：太湖流域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就是船行，太湖之民幾乎每天都要與船打交道。水上航行與陸地車行有很大不同，駕船特別是駕大船需要很多人員的通力合作。雖然航速遠遜于馬車，但在湖海中航行的風險要比車行大得多。航船技術難度大，要求高，船員之間必須配合默契。如鄭和寶船“體勢巍然，巨無與敵。篷、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趨事人眾，紛匝往來”（鞏珍《西洋番國志》），如沒有很好的配合協調，沒有很嚴密的組織管理，就無法想象能夠乘風破浪于波濤洶涌的太平洋。即使數人小船也同樣需要協同使力，否則就無法正常航行。吳越之地賽龍舟賽的不僅是力量，更是配合默契的協同能力。要能夠做到配合無間、默契如水，就需要磨合，就需要包容，就需要以開放的心靈，吸取并發揮所有人的長處。但是比較起北方平原的車馬，水里的航行無疑是非常緩慢的，航運需要耐心，需要持之以恒、鍥而不舍的毅力，任何躁進都會適得其反，帶來麻煩和風險。因此航運又最能錘煉人堅韌的品性。正是這種駕船航運活動的不斷陶鑄，進一步鍛造了太湖文化特有的品格。大湖、大海正因為能夠不捐細流，而顯示出無限包容的恢宏氣度，大浪淘沙、波雕水琢，又顯示出湖海矢志不移、以柔克剛的持久力量。駕船人也正是在與風浪的搏擊中，吸取了湖海的包容和開放，秉承了湖海堅韌的品性。

聚居生活：太湖地區由于水網的分割，形成了許多聚居的自然村落，而且規模大，人口多，這由許多較大的史前文化遺址就已經可以初見端倪。最近發掘的宜興西溪遺址，距今7000年－6000年左右，屬馬家浜文化，由大面積多層次的干欄式房屋建筑遺存可見，這就是一個較大的聚居村落。大規模，高密度的聚居生活同樣需要群體相互之間強有力的自律和他律，需要相互之間耐心的協調和配合，也需要更多的包容和忍讓，這也同樣有利于培育開放的心態。

正是這種包容和開放，這種忍耐和堅韌，這種協調和配合，能夠讓吳越之民經受住幾千年來一次次北人南遷的文化沖擊，而這種文化沖擊的良性互動又反過來進一步拓展了太湖文化包容和開放的境界，并強化其堅韌的品性。吳越為了稱霸曾經大度地主動吸收別國先進文化，大膽地任用別國人才，申公巫、伍子胥、孫武、范蠡、文種等等或來于楚，或來于齊，但都在吳越有了用武之地，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能。秦皇統一中國以后，更有大量移民為吳越之地增添新鮮血液，注入豐富的文化營養。而所有這些外來因素，都在“太湖”的生態中被慢慢地消化吸收，融化為太湖文化的有機成分。太湖文化在宋以來的迅速發展，不斷繁榮，呈現出空前的輝煌，正得力于大量外來文化的滋養，得力于太湖文化包容和開放以及堅韌的品格，得力于協調和配合的團隊組織能力。

與 “水”生態的文化土壤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太湖流域偏于東南沿海的地理位置。

這一位置曾經相對于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中原是一種地理劣勢，太湖流域曾經是無足輕重的蠻夷之地。然而正因為它的劣勢，它的無足輕重，所以反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一次次問鼎逐鹿的兵燹，而成為大量流離失所的百姓一次次得以遷居避難的樂土。

良好的適合于農作物生長的自然條件，在前述“尚智”、“精細”、“包容開放”、“忍耐堅韌”、“協調配合”這諸多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強有力的作用下面，使得經濟得以逐步繁榮。而大量北方移民不僅為太湖流域這塊既富饒又地廣人稀的的土地充實了勞動力，增強了社會的活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還以中原發達的文化深深地滋養了這塊土地。

人口的增加，農業經濟的繁榮，造成了城鎮的興起，因而也促成了手工業和商業的不斷興盛。商品經濟的流動性通過稠密的市鎮輻射到太湖地區的每一個角落，強烈地持續地影響著太湖人包容和開放的文化心態，以致連蘇州最偏僻的地方也出現了“鉆天洞庭”。而且從本質上來看，商品經濟是一種不斷創新的經濟，陳腐的，停滯的，保守的觀念與商品經濟的取向水火不容，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會激發出創新的精神，并為創新精神不斷輸入活力。隨著宋代開啟的重文觀念以及學而優則仕的價值取向在“尚智”和“精細”的文化要素的酵化之下更加日益深入人心，教育和與之相配合的各項文化事業在經濟力量的大力支撐下，也迅速全面地發展繁榮起來，在這基礎上各種人才大量脫穎而出。所有這一切又進一步激發、培育和提升了創新的精神和能力，而這種創新精神和能力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快了太湖流域經濟和文化的興旺發達。

元、明以降，隨著海外貿易的興起，東南沿海地理位置的劣勢又逐步轉化成了對外交流和經濟貿易的優勢，使得太湖流域又成為中國近現代化的前沿。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上述諸多因素是相輔相成，相互作用，不斷發生著良性的反饋，從而促成了太湖流域的全面崛起。

作為太湖流域中心城市的蘇州，在明嘉靖直至清末幾乎一直是江蘇的省會，人口一度曾經達到百萬以上，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自宋以來蘇州地區的經濟文化更是扶搖直上，“井邑之富，過于唐世。郛郭填溢，樓閣相望，飛杠如虹，櫛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蓋之多，人物之盛，為東南冠�！保ā秴强�圖經續記》）并贏得了“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吳郡志》）的美譽。日本學者宮崎市定認為，明清時期的蘇州，就像法國的巴黎、美國的紐約，代表著一國的風氣和文化。而后，上海在清嘉慶以后，特別是近代開埠以來，港口和城市更是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最終取代蘇州成為中國最為繁華和充滿活力的第一大都市。

通過以上的簡要分析，我們大致可以認識到太湖流域的地理生態對于太湖文化的影響。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生和展開，太湖流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小農經濟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正在迅速瓦解，我們的文化也正在日益疏離我們的地理生態。在這不可逆轉的進程中，我們需要反思的是那種曾經哺育我們成長的最原初的最基本的漁獵和稻作文化，是否應該任憑它完全絕跡消失？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保持文化的多樣性，就像我們已經意識到的保護物種多樣性那樣，我們是否還需要一塊漁獵和稻作文化的世外桃源，以留存我們原發、原創文化的種因，不至于讓我們在文化上完全失去記憶。33trip